【金沙娱乐场网址】陈毅传: 第五章 东进北上(上)

徐光耀也是个机灵人,先是一楞,随即大声应,”是哩,’亲家’,你怎么现在才来呀!”陈司令哈哈大笑,拉着徐光耀的手进了门。

  新四军的胜利,必然招来日军的报复,招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新四军面临着“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三角斗争。因此,陈毅一方面坚决在茅山地区打击日军,另一方面便更积极地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以扩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常第二节面对“牢笼”和“陷阱”国民党当局划定给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划定的区域内交通相当发达,日寇据点越筑越多,给新四军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给新四军的游击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划地为牢”,如不冲破“牢笼”,势必会使江南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地。

一席话,说得徐光耀心中云开日出,连续点头称是。当场表示从今后就参加抗日,并将财力、物力全部支持新四军。

  同样敏感到整个局势的变化,陈毅却更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

就这么,前一进,”汪派”兵在闹哄哄地赌钱。后一进,陈司令挨着徐光耀促膝谈心。告诉他新四军抗战打鬼子必定胜利,共产党搞统战对朋友决不变心。

  因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坚持发展苏北,陈毅于4月24日又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持华中发展苏北的计划,叶飞部不调江南开回苏北。5月4日,中央发电表示同意。叶飞部乃于5月中旬回到大桥、吴家桥地区。

陈司令说:”‘亲家’–,你尽管放心,既是’亲家’,哪有不常来常往的?时间越长,我们走得只会越热乎!”

  苏北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韩德勤集中了以主力独六旅为骨干的8个团的部队向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半塔集大举进攻。此时淮南路东的主力部队以及苏皖支队均在津浦路西,邓子恢及党政军机关在半塔集总共只有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固守待援,压力沉重。在刘少奇的紧急要求下,陈毅急令叶飞亲率挺纵4个主力营驰援,江北的前进基地大桥、吴家桥地区只剩1个主力营了。

这天,天刚亮,陈司令身穿长褂,头戴礼帽,骑着一头黑毛驴,”得儿得、得儿得”地下了茅山。那黑毛驴颈上系着一只大铜铃,走起路来””叮铃当”一摇一晃,怪好听,一直把陈司令送到了徐光耀家门口。

  6月17日晨,粟裕率先遣支队和一支队的两个连,完成了破袭铁道任务后,又于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了日军从镇江开往南京的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13名,伤敌78名,缴获日军军用品4车。这就是新四军在江南首战告捷的韦岗处女战。

说完,跨上了小黑驴”叮铃当,叮铃当”远远地去了,徐光耀转身回家,只留下苟团长傻在那里。

  纪振纲果然给新四军捐钱捐粮捐赠西药,还给新四军送枪支弹药。

此时,徐光耀手还是抖抖的,心还是拎拎的。陈司令对他耳语一番,他的心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大着胆跑出去打苟团长的招呼:”我要陪’亲家’了,我这个’亲家’有来头哩,你要叫弟兄们规矩点,不要乱跑。”

  六团东进后,在叶飞的率领下,放手发展,打击日军,很快打出了声威,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既调拨给军部,还补充给六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战区很快就发现江抗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抗,可能是陈毅把茅山的主力派过去了,便让冷欣几次向陈毅追查。但冷欣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乃提出请陈毅派人去东路联系。陈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须带电台;人少了还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等等。冷欣生怕新四军打着合法的旗号进一步“越界”,连忙拒绝。六团东进的事也便只好不了了之。

陈司令告辞了。徐光耀拉着陈司令的手依依不舍,苟团长出于”礼貌”,也跟到了大门口。

  鉴于这种情况,陈毅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

一进客厅,全是”汪派”的兵,横七竖八,乱成一团,陈司令谈笑风生,搀着徐光耀到了后一进。那”汪派”苟团长盯着陈司令看,似信非信地也跟着进了大门。

  挺纵到半塔集外围时,淮南主力及苏皖支队亦从路西赶回,乃合力将韩军歼逐。此战以少量部队固守据点一星期,消耗围攻之顽军,待强大主力赶到,大量杀伤了顽军,如果预先有准备,可望将进攻的顽军基本歼灭。这就创造了一种固守预设阵地,消耗疲困顽军,并充分暴露顽方破坏团结罪行,然后以大部队迂回合围歼敌的战例,而为后来郭村、黄桥战斗所发展运用。

徐光耀动了感情,一宇一顿地说:”‘亲家’啊,我们要常来常往啊!”

  为了打击日军的需要,1939年8月,一二支队开始合并指挥(于这年的11月7日正式成立了江南指挥部,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陈、粟商量后,决定派四团副团长张道庸(后改名陶勇)和政治处主任卢胜率四团的一个加强营,负责与陈玉生支队一部一同押送子弹并趁机渡江北上。为了遮掩三战区的耳目,部队到江北与管文蔚挺进纵队的梅嘉生支队合编,改名为苏皖支队。

不多久,陈司令茅山认”亲家”的事儿传开了,茅山地区不少开明士绅都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为头的就是陈司令认的”亲家”徐光耀。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曾电报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敌后。当时的江南敌后由于1937年11月国民党大军的仓惶溃退,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而日军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是占领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陈毅认为,要及早到敌后去,军分会开会讨论,同意并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支队,先入敌后作战略侦察。

忽然,徐光耀听见门外传来一阵铃铛响。他心里一惊,顿时面孔煞白,三魂吓掉了二魂半。他晓得,陈司令来了!别的不说,要是陈司令在他家里与”汪派”接上火,这还得了,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他徐光耀有几个脑壳?想到这里,他跌跌冲冲跑出门,想把陈司令拦在门外头。

  陈毅对统战工作十分重视。

可他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苟团长的警觉。他拉了拉腰中手枪,也跟在徐光耀后面走了出来。

  在此之前的6月上旬,一支队与先遣支队于溧水的剧新桥会师。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向陈毅作了整整5个小时的关于敌后情况的汇报。大家认为,根据沦陷区的黑暗和群众情绪的低沉,必须尽快地打几个胜仗,以打击日军的骄横气焰,以鼓舞民众的抗战情绪,以震慑汉好、团结友军、树立信心、振奋士气。6月11日,国民党第三战区(简称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曾向先遣支队下达了破坏镇江一下蜀间铁道以牵制日军会攻武汉的命令。陈毅立即从一支队第二团派出两个连队加强先遣支队,同时,命令二团一、二两营靠近镇江下蜀一带活动,一面策应先遣支队,一面积极寻机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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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江北回到茅山,陈毅立即着手部署东进北上。

哪晓得,这天徐光耀家可闹忙了。”汪派”的一个苟团长带着一连人,大清早就开到了徐光耀家里,说是去打新四军路过这里,要”休整”一下,实骨子全在客厅里喝茶,吃点心,赌钱,搓麻将。平日里,徐光耀也常被这些”二黄狗”搞得六神不安,但又不敢得罪,还要陪着笑脸。此刻,他正坐在苟团长的对面,陪着搓麻将,无非是多”输”几个大洋给苟团长,拿钱买”平安”。

  为了达到“划地为牢”、“借刀杀人”的阴险目的,国民党当局曾打着“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旗号,给新四军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饬令只准打仗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扩军、双减和“越界”都被视为违反“军令”、“政令”的行为。三战区还曾派特务部长亲到茅山视察,搜寻陈毅的“违令”事实。

陈司令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次,二次,对症下药;三次,四次,苦口婆心。为建立茅山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陈司令这天又来到了徐光耀家。

金沙娱乐场网址,  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可徐光耀哩,他尽管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疑疑惑惑:一是担心新四军人少枪劣打不走东洋人,二是他听说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像自己这样的士绅参加抗日,新四军会不会相信他?

  军部与皖南主力移向苏南的事,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陈毅在1月到6月的5个月中,先后对项英当面谏劝、发电催请、电请中央力促、派干部带信??做了许多工作。

说起当年陈司令茅山认”亲家”的故事,可神乎哩!

  在此之前,段焕竞率领的新六团已于这个月的上旬遭到过冷欣派来的钟钟山团的暗算。团长钟钟山深悉蒋介石利用日军消灭新四军的奥秘,在六团的抗日游击活动中,他们秘密跟随,故意引诱日军发现目标,致使新六团被多路日军包围,损失严重,团长段焕竞也身负重伤。这一次,钟钟山又想故伎重演,战斗打响后,他故意往日军据点方向撤退,企图引动日军出击。新四军早已看透他的用心,紧迫不放,不让他们有抽身溜走的可能。结果,两个团被新四军歼灭了一部分,和日军“误会”了一场又伤亡了一大批,只好匆忙逃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向茅山附近来了。这一仗为此后的茅山根据地的坚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大门口,陈司令一边系着黑毛驴,一边观察动静,他已经发觉有”汪派”的兵走动了。怎么办?撤是来不及了,这时,只见陈司令轻轻掸了掸长褂上的灰,脱下礼帽,大摇大摆向大门走去,一见徐光耀后面跟着一个伪军官,老远就大声招呼:”哟,’亲家’,’亲家’,你怎哩晓得我来,老早就到门口来迎接我喽!”

  派遣六团东进之后,陈毅匆匆赶到挺纵,在管文蔚等陪同下,视察了长江北岸,研究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徐光耀是什么人?他是当地出名的士绅,家里牛羊成群,良田数顷,算得上是个大户。陈司令听说徐光耀念过大学,学生时期参加过反帝示威,平时言谈也有点爱国心,便曾多次登门拜访,做他的工作,要他参加抗日,做个开明士绅。

  “五四指示”批评了“江南特殊”和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军令的错误观点,也指出了以为一旦发生重大摩擦,则国共合作就不可能的想法是不对的。

  新四军初入江南所表现出的积极抗战精神和所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南人民,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信任。新四军的装备比较差,一支队的两个团2000余人,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有枪支,有的只有几颗手榴弹;枪支的质量也很差,许多是单打一(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和半截子(三年游击战争时为了便于隐蔽,长枪锯成的短枪),弹药又少,更没有什么重武器。这样一支人数不多、武器破旧的武装,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侵略军不但频频出击,而且次次胜利,就不能不使大家钦佩感动。江南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地方上有抗战热情的游击武装开始向新四军靠拢,友党友军中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也开始主动和陈毅联络,愿意和新四军携手抗战。当地的热血青年更是踊跃投奔新四军,其中还有从敌人的据点里逃出来的年轻姑娘。7月1日的火烧新丰车站战斗中,管文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丹阳自卫总团,派出自卫队担任了警戒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队员们一听说打日军,个个踊跃。8月13日的夜袭句容战斗中,张雍冲所率领的句容地方游击武装也担任了阻击援敌和破路等任务。此后不久的8月23日,二团三营还配合国民党七十九军一部进行了胜利的珥陵河川伏击战。

  得不承认,如果这些问题不另想办法解决,新四军在敌后无法生存。而同时,他也只得在一桩桩的事实面前承认,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江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活动是战绩卓著的。因而,命令陈毅所部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装备作阵地防御是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当陈毅步步紧逼,最后提出两党协议精神并声称要报中央解决时,他只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斗争,陈毅在1941年5月17日所作的《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叙述。

  韩德勤既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也不向他们进攻,韩德勤乃以主要精力收刮民财和摧残抗日的民主力量。1939年,韩德勤先后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东海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围攻高邮湖北的抗日游击队,惨杀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韩德勤连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也并吞残杀。敢于抗击日军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被韩德勤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显然,韩德勤是在苏北发展抗日进步力量的绊脚石。两李的几个纵队中,有比较反动的,也有比较倾向于抗日和进步的,一方面他们不愿事事受制于韩德勤,一方面,目前表现出对“挺纵”北渡长江的部队尚能容纳。因此,两李可算作是苏北的中间力量。这样一分析,陈毅感到“向北发展”的具体方针清晰起来。他给挺纵领导提出的发展苏北的方针是:灭敌、联李、反韩。(一作“抗日、联李、孤韩”)新四军在长江下游的战略是江南、江北部队都沿江在敌占区向东推进,控制华中日军的咽喉。两李的部队分驻在泰州一线,正处在新四军到江北向东发展的大路旁。同两李的关系搞好了,还可以使两李成为挺纵和由兴化一线南进的韩德勤部队的缓冲。因此,陈毅决定亲赴泰州会见两李。1939年7月中旬,陈毅一进泰州。

  4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如顽军大举进攻皖南、苏南,军部与皖南部队向陈毅靠拢为有利。4月10日,项英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都困难,他决心还击顽军的进攻。在这段时间内,项英一方面和中央密切电报联系,要求把叶飞部或叶、张两部南调,另一方面和国民党三战区谈判。袁国平在与三战区谈判中试探提出新四军军部率部东移苏南的问题,三战区顾祝同竟表示同意。项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苏南郎溪一带与陈毅靠拢。但事后未见行动。

  正如项英4月2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他们迟迟不发给经费,不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划给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对这些,陈毅当然是洞悉的。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既联合又斗争、争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微妙关系,他了解和认识得更为透彻。他积极主张挺进敌后,正是为了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第一节 “寇能往,我亦能往”

  而两李方面,关系也告紧张。陈毅后来总结苏北统战工作经验时提及:由于“大作两李部下的争取??引起两李反感”,而新四军五支队又在湖西误伤了两李部下,于是“省韩即进行挑拨,甚至用武力。”陈毅知悉后急写密信给两李解释和作出保证,“结果,两李有谅解,又申明不受省韩利用,我们才能调叶飞西开增援”。但如果两李在韩德勤进一步挑拨下乘虚大举向吴家桥进攻,1个营无法守卫,“跳板”将跌落江心。

  扬中解放后,在管文蔚的陪同下,陈毅视察了这块江中跳板。扬中四面环水,人口物产均多,建设巩固好了,不但是向北发展的重要通道,也是部队休整的理想基地。陈毅还指示:扬中不但要成为军事上的跳板,还要成为政治上的跳板,成为给苏北广大群众及绅商各界展示的范例。为此,陈毅特别给挺纵重申了群众纪律,批评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他给管文蔚详细交代:扬中地处要冲,商贩特别多,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影响很广。必须注意执行好共产党的政策;又吩咐要尽量把扬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进抗日的民主政权中来,千万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苏北各界的影响都会十分巨大。

  叶飞部队(即挺纵)在苏北抗日战绩卓著。1940年2月初,日伪军“扫荡”扬州、泰州地区,两李部队望风而逃。日军在阴历大年三十拂晓大雪中袭击挺纵一团,却被一团打得血染雪野,抢尸而逃。挺纵出击直追至扬州附近,一路缴获很多枪支弹药。如果不是韩德勤围攻半塔集,挺纵远道增援,抗日的战果一定更大。5月份挺纵回来,又遇日军“扫荡”,挺纵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日军烧尸一夜。但是,前有日军、后有韩军,与两李的关系也在恶化,挺纵处境的确险恶。八路军却一时来不了。

  当时的苏北,除了日军和伪军任援道的江浙绥靖军一部占据各水陆要冲外,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主要是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总司令于学忠,驻山东)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的7万人,和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的3万人。韩德勤(人称省韩)的主力是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以及何克谦、张少华等的10个保安旅。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辖下主要是10来个游击纵队。此外,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也有4个团的武装。苏北的这些国民党武装,名义上都归韩德勤指挥,实际上因为地盘、税收、供应等问题互相间意见纷纷,更因为有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两李和税警总团与韩德勤的矛盾都很深。他们当中,韩德勤是国民党内的实权派,是苏北的主要反共顽固势力。

  陈毅得报,命令新六团配合新四团坚决予以还击,肃清前进道路。6月18日,反顽战斗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打响。

  第三节 断然的抉择

  陈毅这次皖南之行收获很大,不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针,而且在个人生活上得到了张茜的一张照片。对于这位武汉参军的军部服务团的主要演员,陈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

  纪振纲不久就遭到了国民党和日军的压迫,后来还被日军抓到据点里去,强迫他出面担任茅山几县的“剿匪司令”。陈毅对他的命运十分关心,多方慰勉和保护,最终他选择了抗战的道路,收起了过去“玩虎弄蛇”的做法,把整个茅麓公司的自卫队伍和武器弹药全部送给了新四军,自己避居上海,继续为新四军筹款送药。

  会议后成立了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面分设苏皖特委、苏南特委和苏北特委,从党的建设上开辟了一个与军事布置一致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

  事出突然,大家一时都感为难。按国、共协议,三战区有权向新四军下命令。这种情况下,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无异送死;如果准备翻脸“摩擦”,不但力量悬殊,且也“理”不在我。陈毅思考再三,决定亲自去找三战区前敌副总指挥,节制江南各作战部队的国民党中将冷欣说理。

  新四军在江南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镇江等日军的战略据点,威胁着京沪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增防江南。以南京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旅团,以芜湖为中心的日军增加到一个师团,另外还增加了从满州调来的伪军5000人。

  这一次和两李会晤,“所谈甚好”。项英报中央说:通过秘密晤谈,陈毅和两李商定,“以第四团张道庸部北进与罗支周团取联系”,以江抗二路即叶飞部和管文蔚部一个团“与两李部队配合,向启东、海门、如皋、东台挺进”。罗支周团即罗炳辉第五支队的周骏鸣第八团,此时正活动在淮南,沿长江北岸逐步向东发展。取得“两李”谅解后,张道庸(陶勇)就率苏支西入扬州、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活动,与罗炳辉支队呼应,管文蔚、叶飞则率主力进入江北的大桥、吴家桥一线,准备与两李部队配合向东发展。同时,派一个团回到东路坚持。到此,“向北发展”已形成十分有利的战略展开了。

  江南游击区必须团结和整理地方武装。江南地区国民党遗弃枪支甚多,“司令如毛”,是相当巨大的抗日力量。陈毅把他们细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的或党派领导的武装;(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陈毅除了对投敌的、不可救药的部队坚决予以消灭外,对这些地方武装都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帮助他们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调解他们之间的内争,杯酒化仇为友,共同抗日;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和部队。最有意思的一条,是能领导他们在战斗中锻炼,作战时分给他们较轻松的、易获战果的任务,绝不令其打硬仗置之于险地,这样来给予最实际的训练,提高其抗日信心,增强其对新四军的信赖。这最能使地方武装得到鼓舞。对于素质好的部队,还派得力干部帮助其逐渐“党化”。后来。不少地方武装能够和日伪军独立作战,有的更发展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正规军。江南游击区必须认真而敏锐地研究敌人的战术。陈毅分析:江南地区是在敌人心腹区域;是在敌人包围分割之中;敌人兵力大、运输快、指挥统一;敌我长期相持。因而更需要密切注视敌军的动向。陈毅还掌握着日本国民以及日本军队的一个民族特点: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新四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快能应付。因而新四军必须注意学习敌军的长处,敌变我变。新四军善于夜战;日军的夜战很快也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突然包围。新四军的侦察、警戒、情报、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新四军重视白刃格斗;日军的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

  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俩有良田万亩,佃户千家,在茅山地区是一股颇大的地方势力。经过陈毅的统战,二王对日、伪、顽、共四方面都能应付,既和新四军做生意赚新四军的钱,又积极为新四军搜集情报、给新四军提供各种服务,在四方应付中私下支持新四军抗战。新四军缺粮缺款时可以先从他们的仓库账房支取,新四军征集到粮食时又可用他们的仓库储存。对他们赚新四军的钱,也曾有人提出意见。但陈毅说,不赚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只要他们是通过做正当生意赚钱,我们依然要和他们搞好团结,让他们在广泛的统一战线里发挥作用。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中央并明确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

  水阳是水网地区。让一支只有一个多团、没有重武器的部队去接替一个正规师的防务,显然是置之于死地的陷阶。三战区见多种办法都无法限制住新四军的抗日范围,丹阳挺纵又占领了扬中,于是定出了这个把一支队送到日军炮火下守备水网阵地的毒计。

  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1939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赶回中原局。与中原局其他领导干部研究后,刘少奇指出:“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江苏北部发展,应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并于12月19日电中央提出正式建议。刘少奇的建议为中央所接受,使陈毅的目标更为明确。然而从后来陈毅发给中央及项英的电报看,陈毅对于“长征闽浙”和由苏南加强皖南,都是有异议的,相反,他的主张是皖南军部率主力到苏南,迅速增强苏南力量,而后向苏北及浙西发展。

  由于军部的态度突然变化,陈毅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在必要时以江南现有力量独立向北发展。

  然而,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来了命令,让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一○八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

  两李中,决策的是李明扬。李明扬并非蒋介石嫡系,但在北伐时期就担任第三军的副军长,在国民党内是有较深资历的人物。韩德勤排斥他,但又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他,李明扬老谋深算,对新四军的态度基本上是既不得罪也不靠近。挺纵在扬中消灭贾长富团他并不反对。他暗地希望能借新四军的力量多少为自己扫除一些荆棘,牵制一下韩德勤的力量。但他自己又不愿意得罪韩德勤。新四军支持挺纵北渡的意图,他是清楚的。他的手下有个别纵队司令倾向新四军、个别支队司令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也略知一二,但是他装做不知,让他们与新四军暗中来往。总的来说,李明扬当时是企图两不得罪而从新四军与韩德勤的矛盾中得些好处。

  袁国平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服陈毅。只好承认陈毅的看法和中央的指示是一致的。中央也已批评了军部,只是他们保留看法。

  将四、五支队甫调,大家都反对;但是叶飞部调往何处就各有所见。

  于是陈毅在惠浴宇陪同下三进泰州。此行是冒生命危险的,也确实发生了危险。他们进泰州时被韩德勤派驻的特务认出,急报韩方。陈毅与两李在筵席上晤谈时,韩德勤的参谋长已带卫士排从兴化赶到两李的司令部。陈毅请李明扬去应付,自己和惠浴宇、李长江匆匆终席,然后连夜出泰州回部。

  一听说中央批评了,军部却没有及时告诉他,陈毅非常恼火,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唯一的副主席,这么一个关系到新四军发展方向、生死成败的大问题都不能及时知道,确实太不应该了。

  此外,象游击区行政系统问题、游击区敌我政治争夺的问题、敌伪军工作问题等等,陈毅都带领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进入江南前的南陵会议上,陈毅曾在《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针对一部分干部的“江南特殊”思想指出:“寇能往,我亦能往”。

  新四军就利用日军刺杀时不顶上子弹的弱点搞“格斗射击”,出刺刀的同时击发子弹,使日军大吃其亏。新四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的碉楼。新四军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攻日军的部署。夜袭延陵全歼日伪军便是一例。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专打小据点;日军便撤退许多小据点,守备交通要道及大中据点,加强扫荡奔袭。

  这样,新四军北上江北的跳板就架起来了。①梅光迪处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军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摇摆。梅光迪部队所踞的位置十分重要,是新四军跨出茅山向东路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陈毅曾两次派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部进入东路,在寻找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出人员的同时争取与梅部联络。1938年11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梅部工作的何克希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据何克希、叶飞等后来回忆,从那以后,梅光迪和朱松寿根据陈毅的决策,率所部到了茅山,由陈毅亲自主持对他们进行了短期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把梅、朱两部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江抗随即开回东路(指沪宁铁路以东的常州、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一带地区)。于是,向东发展的第一步也已有了比较具体和有效的布置。

  6月12日,项英却报中央并告陈毅,说顽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很可能在军部东移时借词进攻。东移路经地带在两河之间,作战极不利。所以目前只能待机移动。很明显,东移的事又“黄”了。

  江南游击区必须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茅山,乍一听满以为是林莽茂密的山区,实际上部队一到,“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山上祗有茅草,游击队无法隐蔽。在平原水网、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敌军较多的江南地区,更加要依靠“人山”——群众。陈毅运用和发展了红军时期的群众工作经验,他的做法是:布置广大干部战士调查研究社会情况;部队模范地执行纪律;胜利的抗日战斗;广泛的宣传工作;成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和组训;用主佃协商、“让租让息”来解决民生问题和阶级合作共同对日的问题;武装群众。陈毅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对待赤、白交界区群众的经验,他很能体谅游击区群众“敌人到来没有应付办法,受到摧残后无任何救济”的苦衷,因而对他们“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采用争取其转变成为“两面派”进而走向抗战的办法。群众因为新四军的活动而受到日军摧残,新四军就主动组织救济。在这种热爱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方针指引下,江南人民从一开始的同情新四军进到支援新四军作战,甚至发展到带枪上阵、配合作战的水平。

  基于这样一种立场,两李对陈毅的首次拜访,礼仪上做得还体面,李长江出迎,李明扬主宴;对实际问题却是避而不谈。对李明扬这样的人物,陈毅是深所了解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希望他经过一次晤谈就和新四军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苏北抗战事业。对两李来说,韩德勤兵力雄厚,而且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是蒋介石、顾祝同的亲信,可以直接“告御状”。

  对于争取和发展苏北,陈毅当然同意。苏北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明显。

  半塔集战斗大胜,但国共关系仍越来越紧张。3月2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责成各军“剿办”苏、鲁、皖、豫边的八路军、新四军,内有着“韩(按:指韩德勤)兼副总司令??先肃清运河以东”的新四军各部,尔后与“李(按,指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新四军“压迫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蒋介石还密示机宜:“或将其向倭寇较多之地区压迫”。就是说,要造成与日军共同夹击新四军的态势。

  对新四军的东进北上,蒋介石早已十分重视。很清楚,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一旦携起手来,发展苏北,那对他来说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苏北是打开华中抗日局面的关键所在。新四军占领扬中,跨江北上已是大患;江抗如果也来个掉头向北,由江阴北渡进入靖江、泰兴、南通地区,那就更危险了。因此,这年9月间,他把韩德勤急急召去重庆述职,面授机宜,饬令他务必严密注意新四军的动向,并正式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授予军政全权,便于处理苏北事务。同时,饬令顾祝同,务必将江抗等部堵截在江南。顾祝同则把忠救一部集结在长江沿岸,务求堵住江抗,不使渡江北上;另一部配合六十三师积极寻衅,企图在决战中危害江抗。陈毅接到叶飞的电报之时,忠救已多次和江抗交火,在无锡和江阴的交界处西胶山一带摆开了决战阵势,一触即发。

  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3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4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1938年10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1939年深秋开始,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

  新四军杀敌攻城的捷报,传遍江南,传到南京,上海,连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也为之震惊。

  江抗到了扬中,苏皖支队(简称苏支)已在长江北岸的大桥、吴家桥一带集结。两只向北发展的有力的拳头都准备好了。陈毅于是“二进泰州”,会见两李。

  的确,东路完全是平原水网地区,河宽水深;公路、铁路、航道交叉连接,主要交通线都控制在日军和忠义救国军手里,在那儿开展游击活动十分困难。新四军去到那里,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再者,周恩来来皖南后,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

  对这个命令的要害,冷欣当然更清楚。但他也清楚,如果陈毅据理力争,却也不好对付。因为,这命令并不符合国、共两党谈判之初所商定的让新四军到敌后担任“游击任务”的精神。

  6月10日陈毅已向中

  但是,在敌、顽的夹击中,还必须有更有力的措施,才能使江南新四军获得斗争的主动权,使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4月21日,电报通了,陈毅即与粟裕及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邓仲铭4人联名向中央直接发出第一份电报,建议:把皖南军部及主力移到苏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向“淞、沪、杭”并“浙西”发展以及“渡江至海门、启东”。但同时,陈毅等也建议把叶、张二部调回苏南。

  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触怒了省韩,吃亏的首先就是自己。陈毅并不强求两李。初访两李,目的就是建立高层的联系,以便继续争龋此时,全国局势正急速地变化着。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残杀了新四军干部涂正坤等制造了“平江惨案”。全国反共高潮的端倪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使陈毅更急于打开苏北抗战局面。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亟望打开华中局面,亟需有强将强兵(此时中央已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划归中原局指挥,但叶、张等苏北部队暂时仍归项、陈指挥)。刘少奇在半塔集一战中看到叶飞部装备整齐、战斗骁勇,叶飞智勇兼备,就很想留叶飞部在淮南,受中原局节制。(张道庸部实际上已在淮南。)陈毅则认为应先集中主力打开苏南局面,猛烈扩大人枪,随后向苏北东部与浙西发展。因而他建议把叶飞部调回苏南,还建议新四军军部率皖南主力也向东移,和苏南联结,共同发展。究竟将主力集结到哪里,项英、刘少奇、陈毅和中共中央从4月初起一直到5月底,将近两个月一直在电报上讨论。

  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付陈毅、粟裕。六团东进抗日可能使三战区恼火。

  为新四军输送战士也是各抗敌协会的重要工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歌谣。除了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主动投奔新四军外,游击区内广大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是最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的。

  陈毅回江南指挥部后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迎接皖南主力东移和布置江南主力继续北渡,此时江南江北都亟需增兵!

  中央的指示鼓舞了陈毅。他凭借着自己和项英个人关系亲密,到军部必同室而卧的有利条件,力劝项英将军部和皖南主力移到江南敌后去。

  1940年5月4日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同意陈毅意见令叶飞部开回苏北,还再次表示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东移苏南,指出一、二、三支队主力的发展方向应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这一天,毛泽东拟稿,由中央政治局向东南局、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为区别于1938年的“五四指示”,或称第二个“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10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效的配合。7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察,随后于9月中旬,派了20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

  要求黄克诚部和彭(雪枫)吴(芝圃)支队应趁目前时机南下。

  巫恒通担任过泰兴县的教育局长,抗战爆发后,回到了江南的句容老家,与胞兄巫全仁等拉起了一支不大的自卫武装,后经管文蔚介绍与陈毅取得了联系。经过陈毅的工作,他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接受了新四军的领导。后来,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的新三团,巫恒通本人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率新三团一直在江南坚持斗争。1941年秋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捕,在狱中绝食至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和民族英雄的挣挣铁骨和崇高气节。

  可是这时,江北来了急电,两李已派10倍于挺纵的兵力包围了挺纵驻地郭村,局势千钧一发。陈毅接报大惊。原先,陈毅认为尽管两李的态度有变,但还是可以争取的,“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还是适用的。能否争取两李严守中立,甚至争取到偏向新四军这边来,关系到争取苏北的大局。如今却突然逆转,马上要化友为仇。陈毅立即决定轻舟简从,星夜先行。

  江北部队已站住了脚跟,开始抗日游击,并准备东进敌后。江南抗日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敌我双方的战斗已越打越大。1939年11月8日,王必成率二团两个营和段焕竞率新六团一部,加上“四抗会”领导的樊玉琳、巫恒通、孔庆哲的地方武装,和日军在延陵附近的贺甲村展开了一场持续20几个小时的战斗。这是一场恶战,日军固守祠堂大屋,增援的日军又很快赶到,突入祠堂。新四军三餐未吃,淋雨受冻,但斗志坚强,进行艰苦的攻坚战,还与善于拚刺刀的日军进行了白刃格斗,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这次被称为“延陵大捷”的战斗,歼灭了日军武村大队长以下170余名。这是一次与以前江南新四军所打的完全不同的战斗。过去新四军打的是游击战,这一次打的是正规战,是运动攻坚战。过去对抗的时间都很短,这一次却相持了整整的一天一夜。这标志着江南新四军的成长,也更响地给日本侵略者敲响了警钟,以致日军又向茅山腹地大规模增兵。与此同时,国共的矛盾也已越来越紧张。在三战区的怂恿下,国民党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率常备队残杀了延陵大捷中的新四军伤病员,制造了又一次“镇江惨案”。新四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镇压了这个反动县长。